显然以上两种活动都是宣示性的，其中第二个事例的政治意味最浓厚，第一个事例的内容过于宽泛，并没有具体的自我拘束的内容，而且组织部并不是行政主体，所以它们根本不可能是行政承诺。
也就是说，法院将行政机关是否为自己制定出限定裁量权的明确标准，作为判断制定法对该裁量权的授予是否满足可理解性要求的考虑因素之一了。See David S. Caudill, Images of Expertise: Converging Discourses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Science In Massachusetts v. EPA, 18 Vill. Envtl. L.J. (2007). [63] 同注10，第68页。
从ATA案后来的发展来看，似乎被当作多余的话而加进ATA2的判决的这段话，出其不意地变成了上诉法院的一个许诺：当最高法院的判决确认了，ATA案中《清洁大气法》对环保署的授权是合宪的授权，而此授权所附指导所授权力行使的标准，虽然在最高法院看来已经满足了授权的明确性要求，但显然给行政机关留下了较大的裁量余地时，上诉法院在重审被发回的ATA案时，不得不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即使证据表明存在其他同样合理、或许更合理的选择，也要与谢弗林案所代表的司法立场保持一致，遵从环保署在制定国标时作出的合理裁量，因为法院认为其任务是有限的，是去探明（环保署）行政长官所作选择是否合理，是否得到了案卷的支持，只要行政行为‘提出了合理的根据，我们就假定它是有效的。[27] 在很长时间里，论者提及谢弗林案，往往只谈论遵从和两步走方案，而较少提及此种遵从和两步走方案的前述默认前提，而ATA案的相关争论显示，对这一前提的忽略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不必要的观念混淆。正是在这里，ATA案判决实现了突破：传统上禁止授权原理所包含的可理解性要求，指向的义务人是授出权力的国会。在这种情况下，环保署所作的现实选择，即在综合权衡不同浓度水平可能的风险后果严重性大小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基础上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看上去就是相当合理的。两种进路之间的另一明显区别是，法院所运用的司法审查标准不同。
[14]这违背了禁止授权原理的可理解性要求，从而属于违宪的授权。[64] 借用费雪的表达，同注54，第139-147页。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
无论如何，废奴的任务就此历史性地落在了合众国的继承者们身上。在美国黑人的追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文化主义的激情，也不是种族主义的口号，更不是血缘主义的战斗。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激进派共和党人对此深表失望。
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公民通过选举和竞选产生自己的代理人，政府的政务官被认为是公民意志的代表。从此，在黑人选举权的落实问题上，南方白人种族势力逐步被削弱，斗争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慢条斯理地开展，联邦也渐渐地得到了稳固，直到1869年联邦宪法的第十五条修正案得到通过，并宣布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
毕竟，黑人选举权的落实只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了。对他们而言，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违反独立宣言的原则。南北方两种生产方式斗争的直接结果是南部势力以脱离联邦统治的形式发起了美国内战。1865年4月，林肯在白宫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建议路易斯安娜州将选举权给予那些有文化和曾经为联邦而战斗的黑人。
希望顺理成章地落在继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sJohnson)身上。南方蓄奴力量经营日益艰难，却又要千方百计扩张其经营范围。这个历程充满了自由理想政治化、政治问题法律化的现实主义博弈。保守派则坚持当初联邦党人的观点，因为从1787年颁布的联邦宪法来看，一个州似乎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经济制度。
对这些继承者来说，美国黑人奴隶现象，既是历史的遗留，又是既存的利益格局。我们在此立志誓愿，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去——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
这样一个共识的底线就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不失时机地促进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修改宪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之一。
他精辟地阐释了这样一个主张：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最终是以林肯总统为首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成了废奴阵营的领导力量。美国主张宪法至上、法律至上。战争期间，1862年9月，林肯总统颁布的《解放黑奴宣言》规定：自1863年1月1日起，南方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一律成为自由人，符合条件者可以参军。废奴过程便是在联邦宪政基础上进行的。事实上，白人，黑人，或者其他人，不过需要一场公共危机作为社会问题总爆发的导火线，以此增强美国社会作出重大决断的勇气——终结美国的不正义秩序必须具备这样的政治勇气。
更何况，联邦的维系同样需要得到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主的支持和妥协。这也是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惟一一条针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条款。
废奴运动的过程同时是西进运动的过程。由此导致了在美国奴隶制度的废除要比俄国显得更为复杂、更为艰巨。
因此，对于黑人权利的保障必须上升到政治权利的高度，以求从根子上解决黑人的不公正问题。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发表演讲。
不过，这其实只是一个技术疑惑。而在南方蓄奴地区，天赋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基于这种联合和妥协，在影响力和道义上，这一涵盖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力量，就可以远远大于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最终这一切的努力都要转化为宪法至上的法政文明设计之中。
但这条修正案实际上建立了统一的联邦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赋予了联邦政府以保护民权的责任，改造了原有的二元联邦制，重新解释了美国宪政主义的基本内容，为激进派进一步推动黑人选举权的落实提供了宪法意义上的法理基础。第十四条修正案看上去几乎都是针对南方种植园主叛离势力的量体裁衣，因为根据这条修正案，北方共和党人并没有授予北方黑人选举权的义务。
随着美国疆土不断扩展，新的疆土实行奴隶制还是实行自由雇佣制逐渐成为公共话题。换言之，在美国的这些立法者看来，奴役和强迫劳动是何等的不人道，以至于必须立宪加以禁止。
于是，温和－激进派连忙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思路：要求南部各州赋予本州黑人以选举权，否则就采用原宪法中众议院代表分配权的原则，减少南部各州在众议院中的代表权。这就保持了美国基本宪政秩序的稳定。
很快，由于约翰逊否决了国会通过的自由民局(管理自由民的一个机构，负责社会救济和保障——编者注)法案和民权法案，彻底摧毁了总统与温和派共和党人的联盟，而这些方案本来是针对南方白人政权的黑人法典的反击措施。该修正案同时规定：一州的年满二十一岁并且是合众国公民的任何男性居民，除因参加叛乱或其他犯罪外，如其选举权遭到拒绝或受到任何方式的限制，则该州代表权的基础，应按以上男性公民的人数同该州年满二十一岁男性公民总人数的比例予以削减。废奴提上政治议程之时，法国大革命结束已久，善于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的美国人没有选择革命，而是决心通过渐进的改良，刷新政治格局。此外，北方保守派共和党人还担心，一旦授予黑人以普遍的选举权，他们很可能选举一些奴隶主，最终威胁到共和联邦、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权力。
由于宪法的正文是可操作性的政治程序，这些程序关乎美国联邦总统、国会和司法机关的分权和制约平衡，关乎到联邦和州的分权，它们似乎只需要在改革中被完善，而不是在革命中被否定。而在美国，由于种族歧视心理的深入人心，也由于美国联邦制这一特殊的国家结构形式，黑奴制度的废除绝非一个领导人就可以决定的。
说是既存的利益格局，是因为那时最为重要的乃是国家的变革和发展，即如何将一个随时可能瓦解的邦联改造为一个民主宪政的、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联邦。革命特别容易让受压迫者得到快感，却也会引起流血冲突，有时还会造成内战乃至败坏人心，这样看来，革命未必能确保新生国家达致自由民主。
可是，一旦缺乏普遍的、公正的、平等的、秘密的选举权制约，作为公民权利的带刀护卫，政府就可能逐步走向专制和腐败，最终侵害公民的权利。要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有两个基本的路径。
